台商對大陸政經環境的應有認識

台商對大陸政經環境的應有認識

陳昌宏／國立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
最近又傳出對去年簽署的兩岸投保協議效力的質疑聲音。事實上，兩岸投保協議的簽訂無法保證投資糾紛不會發生。因此降低投資糾紛最好的辦法仍是從台商自身出發。根據海基會統計，去年一整年(2012)年台商在大陸最容易碰到的「人身安全」問題，前四名依序為：因案限制人身自由(91件)、意外或因病身亡(41件)、意外傷病住院(39件)。以「因案限制人身自由」為例，台商可能因為「法治觀念」不足，或對當地法令與政策不夠熟悉而誤觸法令受拘。尤其兩岸的法令規則與基礎有所不同、且法制體系不一，在台灣認定為商法或私法領域者，在大陸卻可能會以刑法論處，過去台商常因不諳法律規定而遭羈押逮捕。例如：在台灣涉及逃漏(關)稅案件，大部分僅需補稅並處以行政罰鍰，但在大陸則會依『刑法』的走私罪論處，台商不能以台灣法律邏輯套用於大陸。

雖然2011年至2012年台商於大陸投資金額下滑，但大陸仍是台商投資重鎮。即便過去「政冷」時期，兩岸經濟仍保持一定熱度，如今兩岸政治環境的和緩，更有利於各種互動的加溫。八次「江陳會」中，兩會簽署了《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和促進協議》、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》、《海峽兩岸空運協議》、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》等18項協議，兩岸將更進一步整合。如何面對兩岸經貿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糾紛，如何解決、甚至避免糾紛，成為重要課題，台商對大陸政經環境有更深的認識亦為投資前的重要準備工作。

大陸政府體制的基本邏輯

大陸之中央及地方各級地方組織之關係，在組成上，採取「由下而上」之方式，縣級以下之人民大會由公民直接選舉，再由人民大會選出各機關之首長，縣級以上之人民大會則由下一級人民大會選出，再由各級人民大會決定本級之機關首長，如此層層向上，直至中央之全國人民大會。在權力監督上，則採取「由上而下」之方式，上一級機關可以監督指揮下一級機關。整體而言，上級組織對下級機關有相當大之控制權。

兩岸相較，目前大陸法規範結構在「中央立法權限」及「立法程序」仍不夠明確，法律規範牴觸之解決機制亦付之闕如，因此產生無權機關越權立法並存在許多矛盾與牴觸之處，兩岸兩會協商之時，亦應凸顯此部分的問題，現階段台商更應注意兩岸存在的差異。

仲裁為協處經貿糾紛的重要機制

觀察大陸仲裁制度之發展，亦可一窺大陸政治體制與司法權間的關係。一般而言，仲裁制度具有費用經濟、程序迅速且富有彈性等諸多優點，人民得依當事人自治原則選擇獨立及中立之仲裁員解決特定紛爭，並經由國家法律賦予仲裁裁決與法院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及執行力，使其得以替代法院訴訟，成為重要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。

仲裁裁決既與法院判決具有相同之效力，其性質及功能即可能與國家司法權之範圍有所重疊。如前所述，大陸政府體制並不採取權力分立機制，而是由「黨」代表人民決定國家政策方針，並由政府加以具體執行，司法權最終必須受「黨」及政府之監督。因此，仲裁作為替代司法權審判功能之制度，實質上亦受大陸黨政機關之監督。例如，大陸的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」(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，簡稱「CIETAC」或「貿仲」)於1956年4月成立，是大陸最重要的常設仲裁機構之一，其附設於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」之機構。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」雖為民間機構，但其預算及運作均與大陸政府息息相關，且許多大陸法官自法院退休後，即轉往地方仲裁委員會擔任仲裁員，即可得知「仲裁機構」與「黨政權力」機關間關係密切，因此，台商應該對於發生糾紛時的解決機制有所認識，更不能忽略投資所在地(大陸)政經體制的發展脈絡。

2013-08-21工商時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