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需要小國經濟工匠

台灣需要小國經濟工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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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三、四十年，人類的經濟活動中出現了太多的新鮮型態，經濟學以及學者卻還「舊情綿綿」，老想把新經驗歸納於老模型中，輕則驢頭不對馬嘴，重則誤導了重大政策，勞民傷財。

經濟學，本來是一門「後置」的學問，也就是先有經濟現象，後有理論解釋；現象變化有多快，理論的變化就必須多快。然而，當經濟學者把經濟當成一門「萬變不離其宗」的科學之後，他們就傲慢了。尤其在他們與政治立場水乳交融之後，不甘學術寂寞者樂於為政治所用，他們竟然變成了「前置」性的預測大師以及政策制定人，這可說是人類的一場災難。如果經濟學家像政客一樣的善變，事情倒也還好辦。今天世界的變化因子本來就比過去多出數倍，國家決策團隊懂經濟總比不懂經濟好。不幸的是，經濟學者還各有門派，什麼凱因斯派、供應學派、貨幣學派。在學派的理論邏輯限制下，他們不能善變，只能用內部邏輯推演來應付外部的變化，就像少林拳法的弟子難以承認有時必須使用武當劍法。

門派文化還有一個致命問題，那就是它的師徒倫理。今天一位四、五十歲的經濟學家，他的老師必然已經六、七十歲了，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即使由「少壯派」的經濟學家主導，事實上最終實施的多半是「老頭子」的觀點及價值觀。如果這些經濟政策牽涉到科技產業或文化產業，結果不想可知，必定跟不上外部環境的變化。

經濟政策最好由產業界出身的人主導，若考慮到公平正義，可以由受過經濟學訓練的政治人物來主導。最糟糕的就是「專業切割」，搞政治的專搞政治，把經濟問題丟給「專業學者」來研究。最終的結果，多半是政客只抽取部分的、殘缺不全的道理，來為他心目中的政策背書。若政策拋錨，政客也還有專業學者可賴。

大國已然如此，中小國家如台灣，如果沒有自知之明，虛妄地把自己想成大國，很可能就被西方經濟學派理論以及它們的弟子搞死。一門經濟理論，如果能夠浩然成派，一定是大江大海的產物；大象的病理藥物學，如果直接取來用在兔子身上，兔子所受折騰可想而知。在大型的經濟體內，如美國、如歐盟，它的容錯率很高，也經得起漫長的自我調整過程。

舉例而言，美國的出口部門即使連續五年下挫，它的其他部門也可對沖其影響，還不用說它的貨幣國際體量足以讓美國政府採取政治操作以脫困。希臘、西班牙雖小，但在歐盟這個大江大海內還不至於令其滅頂。小國如台灣，沒有這個條件。

台灣的政界、經濟學界，在現代選票以及傳統大國意識的雙重壓力之下，始終無能「就台灣論台灣經濟」，動不動就拿美國、日本等大國經濟邏輯來比較，明明面對的是拯救邊緣化的處境，還「政治正確」地策劃這個亞洲中心、那個世界樞紐，讓社會在虛腫的想像力中原地打轉。

台灣需要「小國經濟學」，甚於「大國經濟學」；台灣需要經濟工匠，甚於經濟學家。我知道，這說法會使得很多人不快，但讓我們想想，小國如瑞士，其經濟之扎實是基於採用了大國經濟思維，還是因為它不折不扣的工匠經濟文化？台灣過去享受的經濟成長，是基於大國經濟邏輯，還是雙腳踏地的工匠經濟？即使在所謂的文創領域，今天台灣文創產業的小小成就，本質是引領世界潮流，還是巧妙的工匠轉換？

恥為工匠，硬把所有人送進大學學理論，這不是台灣今天的問題根源之一嗎？不甘國小，硬把大國經濟理論邏輯套用台灣，這不是官方經濟政策失靈的主要原因嗎？台灣，需要的是小國經濟工匠。

【2012/09/10 經濟日報】